立法上的缺憾是源于我国刑法理论上的国家本位主义，认为罪犯既然有罪，国家判处缓刑，实际上给了罪犯的“恩赐”。殊不知，缓刑制度的确立是基于罪犯犯罪情节轻微，不致于危害社会这个最主要的原因（如果罪犯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，将被执行实际刑期）。通说上，刑法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，保护人权（包括罪犯、犯罪嫌疑人）。既然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缓刑判决，那么从法理上讲，罪犯原本不应被剥夺人身自由而被羁押，那么对罪犯的羁押本身是错误的；如果说公安、检察、法院对其进行了羁押是基于侦查、审查起诉和判决尚未确定的国家需要，那么最终作出的是缓刑判决，对缓刑罪犯的判前羁押实际上是国家公权侵犯了罪犯的人身自由权（私权）。且不说国家应对此负赔偿责任，至少应将羁押期并入缓刑考验期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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