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有西：秘密逮捕入法将给中国国际形象抹黑

我在《刑诉法修改的若干重要问题》一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，即对“逮捕不通知家属的除外条款”和“加强秘密技术侦察条款”的反对意见，引起了网上的激烈讨论。绝大多数学者和网民坚定支持我的限制观点，有的学者和媒体人则认为这些规定有必要，相反是对原法条的一种限制。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人权界线的重大问题，如果入法将产生持久的根本性的影响，认真探讨非常有必要。为厘清真相表明观点，我再作进一步的深入解释。

关于秘密逮捕、拘留条款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两点：

其一，将原第六十四条的“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”改成了第八十四条的“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”。其二，将原第七十一条的“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”改成了第九十二条的“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”，这是为秘密逮捕提供合法依据。

首先，本次立法，在“密捕”问题上，是扩大立法而不是限制。原刑诉法实际执行中，对于拘留、逮捕，是全部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家属的。对于没有通知的一些案件，都作为违法执法进行查处和舆论谴责。目前在进行的一些政治性案件、宗教性案件、纪委查办的限制人身自由不告知案件，是作为一种违法现象在进行规制的。因为这一抽象的“除外”条款，并没有具体的东西进行指明，没有一个公安、安全、检察机关，能够说明哪个案件可以不通知家属，因此只能都进行通知。而现在如果作出列举的规定，不但列举的几类案会出现“完全不通知”，实践中还会对“国家安全”、“恐怖活动”、“无法通知”等三个概念进行扩大解释。特别是“无法通知”这一条，完全可以适用到所有的流窜犯罪和异地犯罪。而像浙江省的流动人口犯罪，已高达60%。如果这三种现象可以不通知，中国将会出现大量的逮捕、拘留人员秘密失踪的现象，后果将极其严重。

其次，家属知情权是所有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基础，是律师介入帮助的前提，如果允许秘密逮捕，将出现委托人和监护人缺失。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将得不到家属的关护，没有办法聘请法律帮助律师，见不到律师，得不到律师的法律帮助，这是对《律师法》的反动。明显是一种倒退。

第三，秘密逮捕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是不能允许的。“密捕”是现代法治国家严格禁止的。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大量的秘密逮捕，那么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非常态，政权都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阶段。不论什么罪名，逮捕前为了抓获需要，进行侦查，都是必须的。但到案后必须告诉其家人和法定监护人。因为公权力进行的国家行为，是公开执法行为，不同于非法的社会组织行为。如果允许密捕，就会导致实际上秘密失踪。家属无法判断，自己的亲人是被罪犯绑架了，还是被暗x了。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惧慌。客观后果上把国家公权行为，同社会犯罪行为相混淆。　　

第四，秘密逮捕入法，将严重损害中国国际形象。刑诉法修改中“逮捕不通知家属的除外条款”体现的是一种非常短视的、有害的立法观念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06年6月29日第1/1号决议，通过了《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》，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。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，但是如果现在的立法，都出现这样的条款，显然会损害中国的国际人权形象。不论什么性质的案件，拘留逮捕后，必须24小时内及时通知家属和监护人。对于集团犯罪，破案需要保密的案件，可以通知家属的同时，要求其严格保密，否则可以追究其泄密、包庇的责任，而不能不通知。